多冒充军官或副职

6月23日，59岁的董宪伟被北京市密云县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。从1998年至今的十多年间，董宪伟冒充部队“大校”，以帮助上军校、转业安置、当公务员等为由诈骗数十人共计400余万元，诈骗金额巨大，而且行骗十多年无人怀疑。

据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刘丹统计，从2013年至2014年，仅自己办理的假官诈骗案件就有十几起，犯罪手段多种多样，被害人多达上百人，涉案金额从几万到几百万元不等。从近几年办案情况来看，此类案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。

纵观各类假官诈骗案件，从地方小官到首都高官，从中国军官到联合国官员，骗子们“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”。他们带着自创的“官员头衔”深入各行各业，将其“权力”发挥到极致。这些骗术看上去五花八门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其实都有迹可循，行骗也有规律可循。

河南省许昌市火车站工作人员收缴的大量假冒军人证件。图片来源：正义网

身份选择：多是“军官”或“副职”

俗话说，“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”，选择一个合适的行业和“官位”对诈骗成功也至关重要。刘丹告诉记者，在该院办理的诈骗案中，冒充军官诈骗占假冒官员行骗案件比例较高。

为何军官这一职业会成为骗子心目中的“香饽饽”呢?

“骗子们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被害人对军人的崇敬和信任。”刘丹分析。在今年5月朝阳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诈骗案中，嫌疑人韩笑冒充“雪豹突击队中校军官”、“国际特警”，从2012年3月至2013年7月间，以交男女朋友为名，先后骗取6名女性10万余元。其中骗钱的借口均为“看望司令员”、“封闭式训练”、“买机票去德国学习”等围绕“军官”工作和生活产生的。

在办案人员询问被害人时，她们多数表示自己从小就对军人有特殊的好感，一接触到所谓的“军官”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与其在一起。即便后来有人告诉她们韩笑是骗子，这些女性也不愿意相信，认为是在和自己“抢男友”，甚至在和韩笑失去联系时，她们还在自我安慰，“他是去执行特殊任务了”。

除了冒充军官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副职领导或其亲属也是骗子的“首选”。目前，国内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，领导层级多是一正多副。正职官员多在网络等公开渠道有个人信息发布，而副职信息公开则相对较少，这让骗子们有了可乘之机。

当然，骗子中不乏“艺高人胆大”的“人才”，他们通常能自创机构、自封职务，其中“中央”、“中国”、“国家”甚至“联合国”开头的组织机构名称，最得骗子们的欢心。2007年至2014年间，农民陈光华自创联合国下属“中国环球计划指挥部”这样一个机构，并任命自己为“总指挥”，以该机构筹备需要招聘工作人员为名，在北京、上海、成都等全国各地招收代理人，7年内骗了800多人。

准备工作：假章假证为必需品

“头衔”选好后，假官们便开始为此做“准备工作”了。“准备工作”是从准备行头开始的，从地摊假货到高档行头无所不有。在韩笑一案中，他先从地摊上买了一条武警的长裤和一件印有特警标识的T恤，再穿上衣服拍摄或者PS一些训练照片放到朋友圈里。尽管有时他不会主动表示自己的身份，但一些朋友通过看照片便能猜测几分。而此时，这些照片就实现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效果。

行头之后是各种印章、证书。特别是那些自创机构、自封职务之类的诈骗，因为需要用购买或自制的假章和假证来表明自己的身份，“准备工作”就更复杂一些。陈光华自创联合国下属“中国环球计划指挥部”时，他先让地摊小贩刻了5个假章：一个“联合国”英文钢印，三个“联合国军事委员会”、“中国环球计划指挥部”、“中国环球计划指挥部财政专用”印章，一个写有“陈光华”名字的手戳。而后，他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自己能够提供该机构工作机会的消息。在向应聘者收取了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“入会费”后，他还会向其中交费较多的人发放“中国环球计划指挥部”的工作证，当然，这些证件也是他伪造的。

据办理该案的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王爱民介绍，尽管陈光华制造的这些假证漏洞百出，但由于授权书、工作证件、公章等材料一应俱全，也骗倒了很多人。同时，多起冒充官员诈骗的案件都是利用伪造的“红头文件”、印章等方式来证明官员身份。

除了外部的行头和文件，骗子们还十分注重对自身“内涵”的培养。王爱民介绍，很多冒充官员的骗子都有着一副好嘴皮子，不仅会察言观色，还常常能说会道、口若悬河。尽管大多数骗子文化程度不高，但通过后天做“功课”，他们对自己据以行骗的领域十分熟悉。比如2011年3月至2012年4月间冒充“国家发改委副司长”的邹斌勇，曾在北京、长沙等地游走，大肆敛财。曾经有长沙的企业家怀疑他的身份，但早已做好功课的邹斌勇一开口就使得该企业家的疑虑顿消，后来该企业家还感慨，“他不仅熟知国家发改委系统内的人事关系，而且对国家现行和即将推行的政策，特别是与房地产、农业等相关的部分，把握得很到位。”

常见手法：亦假亦真难分辨

如果说准备工作给假官行骗奠定了“基础”，那么接下来骗取中间人的信任则给其“锦上添花”。“绝大部分假官的最终目的都是骗取大量钱财。”王爱民告诉记者，因此他们一般会选择有一定“需求”的对象，比如要找工作的、办事拉关系的。

2014年5月，山东省兰陵县法院审理了一起以找工作为名诈骗的案件。嫌疑人杨东平冒充“总参秘书”，称自己能够给大学生安排到公安部下属某基金会工作，诈骗金额达到107万元。这起骗局中，杨东平并不是唯一的骗子，其同伙冯春燕等宣称自己有在某部队当领导的朋友，二人在诈骗道路上相互接力，终于“成功”。

除了假官们会精心挑选受骗对象，中间人在整个行骗过程中也起到关键作用。刘丹表示，很多骗子能轻易取得他人信任，靠的都是中间人的介绍和引荐。虽然一些中间人可能自身也是受害者，但客观上确实帮助了诈骗活动的实施。为何中间人乐得“参与其中”呢?官场素来是官员们互相熟悉和联系的平台，而认识大官是脸上有光的事情，虚荣心作怪的人们就更喜欢四处介绍宣扬了，久而久之就更加坐实了假官的身份。

“以假身份结识真官员，是假官的另一个目的。”王爱民分析说，自称“京官”的假官们通常有这样一个套路：先以“京官”的身份下到地方进行调研、巡视等工作，结识当地的一些小官员，再由当地官员逐步往上引荐，从而认识上级官员，最后从上到下的官员都可以来证实自己的身份，就可以以此行骗了。当真真假假的官员混在一起时，受骗者就更难分辨了。并且，等假官的“位置”坐稳一段时间后，很多有“需求”的人便会主动上门寻求门路和帮助，这时的他们便能“守株待兔”了。“‘不主动寻找，等别人上门’是假官行骗的最高境界。”王爱民说，在北京地区，“京官”们坐得时间越久，位子就越稳，也就没有人敢怀疑其身份真伪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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